一位支教教师的心声：离开阿勒泰 把心永远留在了那里
阿勒泰的另一个角落
离开新疆阿勒泰那天，我删掉了脑里的17个文件夹、381条记录。
我想来一场干脆利落的告别。脑里的记录抹掉了，自己的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那是一个我离开5年、时常想回去、看到照片鼻子会发酸的地方。
那也是迄今为止，我在祖国版图上抵达过的最远地方。
阿勒泰是中国的一个角落，地图上大公鸡尾巴翘得高高的地方，它在阿尔泰山南麓，被216国道线牢牢拴在西北最末端。北面是漫长的国境线，常年积雪，四面环山。很多人因为作家李娟写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听说过那里。
阿勒泰地区太大了。它有11.7万平方公里，是我家乡天津的近10倍，人口66万，远不足天津的二十分之一。“阿勒泰”是突厥语，意为“金山”，有“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之说。
李娟在阿勒泰的一个角落，我在另一个角落。
学校操场边的哈萨克少女。
1
我们一行14个人的支教团是在盛夏到达阿勒泰市的。
我曾想象，要到达的远方，满大街都是卖切糕和烤羊肉串的大叔，戈壁滩上挨着个儿躺满了胖胖的哈密瓜，葡萄沟不远处就是大片大片的白棉花。
事实上，这里年均气温4℃，3个月的无霜期，特产大雪。这里城市建设完备，有溜光的柏油马路，百货大楼也入驻了高档化妆品的专柜。
我们支教的高中在当地首屈一指。近一半学生是哈萨克族，他们第一次出现在我朋友圈就因颜值获赞无数。他们会讲哈萨克语、汉语和英语。
第一次英语辅导课上，大家自我介绍：藏哈尔是“高大的山峰”，朱丽德孜是“星星”，阿依达娜是“月光下的少女”，哈里哈西是“小燕子”，波塔是“小骆驼”。
“塔里哈尔，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好奇。
“不告诉你，他们也都不知道。”他有些得意。
好吧，“不想说”又有什么打紧的呢？课堂上，师生也是一种平等的配合关系。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的尊重。
她们叫我“玛丽”。刚到时，学生去办公室找我，年级主任说你们马老师去领新书了。不知道传到班里为啥就变成了“玛丽老师”，已经传开了，就没改，Mary就成了我的英文名。为此被支教团的老师笑话了一个月，堪比理发师Tony。
后来学生们给我起了哈萨克语名字，“茉莉德尔”，是清澈、小溪的意思，团里的老师因为只有我有此殊荣，所以称我“小茉莉”老师，后来大概因为我特能吃抓饭，就变形成“小米粒”。
我带高一年级一个普通班和一个特长生班的英语课，平均每天上3节课，批改作业至少150本，晚上回到宿舍继续做课件、写教案，通常被子还没盖上，人就睡着了。有时候，做梦都是在讲台上暴走。
站到讲台上是最踏实的时候，我似乎在粉笔灰里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瞬间有了天然的大嗓门和抑扬顿挫的声调，还有偶尔“狰狞”的面目表情。“来，抬头，看黑板”是我唤起他们注意力的咒语。
特长生班的学生很多时候都不算乖巧。
他们喜欢在课上叠纸飞机，画太空飞船，起立的时候互相撤板凳，用课本作“掩护”，在课桌上带蜗牛散步，将两个透明胶带芯窝在眼眶里，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站门口迎接我。
一个学生虽然是文科生，但是个“发明狂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发明了一款“点痣器”，用各种池导线鱼钩，把自己脸上的痣烧糊掉了。
还有一个学生，一整节英语课都在偷偷雕刻橡皮泥，我发现时，已是只逼真的拇指大篮球鞋。“老师，你学过《核舟记》吗，我这个技术比它如何？”
有次，下课前，我把作业打在6张幻灯片上，每天完成几项，背哪里的单词，很细致。他们将有6天的古尔邦节假期。
“呀，老师留少一点少一点。”
“不多，前3天基本上没有作业的，你们可以去拜年。”
“老师，我们6天都要去拜年！”
学生习惯和我讨价还价、撒娇。有时作业多了，他们就喊：“嗷，Mary作业太多了！觉都不够睡！睡不好觉，怎么长个子啊！”
抗议无效。长知识与长个子本来就不冲突。
学生在课上扮“鬼脸”。
2
很多时候，我也不温柔。甚至想变成他们的亲妈挨个儿揉圆搓扁名正言顺地揍一顿。
学生总结过我的暴脾气：不认真听讲的时候，会先祭出“眼神杀”；被无视后，会掷出我的“暗器”，那通常是个粉笔头或听写本；最严重的后果是被我带回办公室。
“起立，你不是想说话吗，下课跟我去办公室，让你说到不想说为止。”我点名班里说得正热闹的学生。
“你看啊，我有这么多书，都没有时间看。既然你那么想说话，就读书给我听，一直读，读到你不想说为止。”我从书架上随手抽出周作人的《夜读抄》，递给他。
他也不惧，站我办公桌边读起来。读完三行，抬头，“老师，能换一本吗？”
有时气氛缓和了，熊孩子们在办公室里给我讲被初中老师惩罚的往事。
“你知道吗，就冬天，我们拿着塑料桶去操场上装满雪，然后两脚踩着桶沿，蹲上去，直到雪全部化掉，我们才可以下来。”
尽管我时不时“修理”他们，可他们还是很爱我，说我的课很有趣。
“玛丽，你知道吗？”我的课代表沙塔娜在微信上向我语音播报，昨天班里要选副班主任，全班都在讲台下喊我的名字。沙塔娜故意把“全班”两字拉得很长。
来到阿勒泰的第一个月，我顶着小雨在邮局门口写明信片，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很爱我的学生们，我爱她们金子般的心灵，爱她们名字中的月亮、山峰、草原和花朵。”
“这里的人们很淳朴，这里的街道只有一条，这里的物价很资本主义，这里的蔬菜只有土豆洋葱西红柿。”
明信片还在路上，我和学生发生了支教期间的最大一次“冲突”。
通往阿勒泰的公路 刘瑞麒/摄
3
我和Lebron之间的战争“爆发”在一次英语自习课，因为他“在英语课上写物理作业”。
我生气地将他的物理书和作业本扔上讲台。他也不示弱，从座位上站起来，像个发怒的小狮子，冲上讲台抢回自己的书。
他站起来高我一头半，性格大大咧咧、作业字迹潦草，但成绩很好。他也是班上最挺我的学生。
课堂上，我每讲一个知识点，都会向讲台下问一句，“可以听懂吗？”“老师，可以——”他老大声地把音拉得很长。他也喜欢偶尔出个难题，当堂考考我。
我把从母校南开大学带来的三枚青花瓷书签奖励给班上的学生，他拿到了其中一枚。
可这次，他不仅顶撞我，也让我建立起来的做老师的信心瞬间崩塌。我带着眼泪走出了教室。
晚上，我收到了班里41名学生的短信。 “老师，你可不要再难过了吧，我们都很爱你啊，希望你明天回来上课” “老师，你要是还不舒服，我明天去揍他一顿”……这些信息里，唯独没有Lebron的。
他的行为被学校的老师们判定为“恶劣”，但他依然拒绝认错。
不知道别的老师对他说了什么，第二天下午，他带着一束鲜花来办公室。卡片上，他只写了两个词，“玛丽，对不起。”
这张卡片的背面被我写上了冬季学校作息时间，贴在墙上整整一年。
此后的课堂还像往常一样。我依然上课提问Lebron，依然偶尔开他的玩笑，他也还会和班上同学在我上课的路上拦住我叨叨两句。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Lebron的英语书封皮上用黑色碳素笔写了一行大字，“不许惹老师生气”，被反复描了很多遍，描得很粗。他尴尬地冲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了。
我没有生Lebron的气，却对自己很失望。我很内疚，为什么在学生成长的路上，自己没有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宽容。Lebron的代价是一个处分，而我的代价却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自己的斗争。
很久之后，我开口和Lebron聊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已经在和他们相距4000公里外的天津。
“对不起，为由于我的不成熟而给你带来的处分而道歉。”我终于在手机里敲下了这行字。
“说啥呢，本来错就在我。就像你说的，我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处分没事，我后来又背了一个，害得我们班主任连年终奖都没有了。”
Lebron说的第二个处分，是他因为抢宿舍楼下的乒乓球台子，对一个学生大打出手。为此，老师们都快被气晕了。
再后来，听说他很乖，很安静，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俯瞰阿勒泰市区 刘瑞麒/摄
4
我在阿勒泰有段“集资”奶疙瘩的“丑闻”。
课间总有不同班级的学生在办公室门口探出个脑袋，小声喊着“老师，出来一下”，然后迅速塞到我手上几块奶疙瘩。就这样，我的桌子上堆起了一小座“奶疙瘩山”。
一块奶疙瘩差不多需要用一小桶牛奶才能制成。据说，世上几乎找不到两块风味完全一样的奶疙瘩。它是游牧时的干粮。以前在冬牧场，酸奶疙瘩还是牧民面条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是醋的替身。
李娟在《春牧场》里写道，“哈萨克人做客通常是很郑重的事情，哪怕是孩子，也带有礼物上门。礼物通常是一块旧软绸里包裹的风干羊肉和几块奶疙瘩。”
我养成了每天一块奶疙瘩的习惯。早晨到办公室，拿出一块酸硬的奶疙瘩咬一咬，提起一天的精神，然后小心地用纸包好，放到书架边，奔去班里上课。批作业累了，再从书架旁拾起早晨的奶疙瘩，叼在嘴里。
一块奶疙瘩我可以磨磨蹭蹭啃上一天。这在学生眼中，也成了办公室一景：南开大学来的英语老师每时每刻都在啃奶疙瘩。
阿勒泰市和天津市面积一样大，可我却觉得它很小，一条南北主干道。打车很便宜，起步价3元，基本可到达我出行的全部目的地。
这里没有新光天地，没有百盛银泰新世界，也没有中影万达大悦城。
我们最多的娱乐就是散步，就像当地人说的，“阿勒泰就是‘一个馕饼从北滚到南’。”
“华丽”是一家商场。每次散步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帕孜来提的话。
有次上课，我讲词组“be native of(某物是某地专有的)”，帕孜来提造句：“Huali is native of Altay。(华丽是阿勒泰所特有的)”。我惊异于她们的思维，灵活而可爱。
偶尔，我们会奢侈地去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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