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护水测洪 神通越来越大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之二十六 见证

　　从用算盘人工计算水流量到系统自动计算；从专请发报人员用码回传雨水情到配备上卫星话；从穿着皮裤下水测流量到脑前看水位……

　　从1984年一参加工作就来到雁翅水文站，如今担任站长的杜春龙，安心当了三十几年的水文“侦察兵”。

　　而当他谈起改革开放40年来整个北京市水文总站的工作变迁时，他说，如今我们水文总站已经成为水方面的全能“高参”。  

　　2000年以前

　　算盘的噼啪声 报的嘀嗒声

　　现年57岁的杜春龙，工作履历很是简单，那就是从1984年参加工作起一直在门头沟区的雁翅水文站。现任雁翅水文站站长的他，谈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日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算盘珠噼里啪啦的声响。杜春龙从办公室的柜子里翻出一个老算盘，嘴里一边念叨着“雁翅水文站加上16857站”，一边娴熟地扒拉着算盘珠，“这就是我们当时训练的题目，而那个时候，计算水流量全靠它人工计算，算盘珠子这基本功想忘都忘不了。”

　　杜春龙介绍，水文观测站主要分布在主要河流和水利枢纽上，观测的主要内容包括水位、流量、雨量等等。主要工作包含水文测验、防汛报汛和资料整编三大块。而水文测验最关键的当属流量测验——小水量时要套上皮裤，拿着接有蜂鸣器的流速仪，记录在60秒的时间里，蜂鸣器响了多少下，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点测量。“冬天最残酷了，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要先将冰面砸开一个一米宽的水槽，再把冰块全部捞出，然后一个点一个点地测流，一次流量测下来要一个小时或时间更长。”杜春龙回忆起那时候的冷，仍然感到刺骨。

　　“经过多点测量后，再回到办公室，按公式计算断面流量。这时就全靠算盘了！”杜春龙说，尤其是到了汛后要对水文资料进行整编时，全是手工操作，一支圆珠笔、一张复写纸、一把算盘就是工具了。办公室里噼噼啪啪打珠算的声音是那么的清脆，累了大家就点上一支自制卷烟吧嗒吧嗒地有滋有味地抽上几口算是休息，然后继续噼里啪啦地算。算完后校核两遍……“一年几十万组数据就是这样完成整编的。”

　　另一种令杜春龙难忘的声音就是报嘀嗒声。原来，在2000年以前，雁翅水文站在防汛期间的水情报文全部采用密码发报。从6月1日8点至10月1日8点，每天24小时开机每隔两小时定时发报，遇特殊情况、极端天气随时发报。“当时就请北京报大楼等专业发报员进行报汛。我们雁翅水文站的代码就是33713。”那时刚到雁翅水文站没多久的杜春龙就迷上了嘀嘀嗒嗒的发报声，“感觉像身在谍战片里，发的全是密码，我们算出来的水位、水流量、降雨量等得转成密码之后传至市防汛办等13处。当时站长还有一本密码本，属于机密，都锁在办公室抽屉里。”后来密码本传到杜春龙的手里，“蓝色的，入汛前都记得滚瓜烂熟的，不轻易拿出来的。”

　　一直到2000年，各个水文站配备了计算机，再不需要人工计算各种数据了。当年的6月1日正式采用网络报汛与台报汛并用，直到2001年取消台报汛。“后来防汛时听不到嘀嗒声，开始真有些不适应。但是，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就是这么迅猛而来，迅速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

　　2007年

　　5分钟全市雨量站信息收集齐全

　　杜春龙表示，从最初要站在水里通过蜂鸣器的响声人工测流，到后来的遥控测流船，直接站在岸边遥控着就可以；再到手枪式波流速仪，将枪口对准水面一按开关，10秒后就能出流速；直到现在的自动化测流缆道，坐在操控室就可测流等等，“甚至我们还用上了无人机，可以搭载激光雷达系统完成更高精度的大比例尺测图需求，可以搭载波流速仪测水面表层流速。”

　　杜春龙回忆，当时水文站的同事经常畅想的就是：测流能不下水、坐在办公室里就能看水位该多好！“现在全都实现了。”杜春龙带着北京青年报记者走上水文站的二楼，只见大屏幕上不但能看到水尺被波光粼粼的流水簇拥，而且转动鼠标还能看到整个河段的全貌，所辖的19个雨量站的信息也实时可见。

　　杜春龙说，2007年，北京市水文总站建起了水文数据采集系统，水文职工坐在办公室就能在脑上看到水位与流量的变化过程。全市所有的100多个雨量站降水量，60多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在5分钟之内即可收集齐全，并可实时传输和分析评价。

　　“能实时收集雨量站的信息，可省了我的大劲儿了。”杜春龙说，雁翅站管理着延庆、门头沟19个雨量站，每每上汛之前都要挨个儿走一遍，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叫人发愁的一件事儿。“每次去延庆那几个站，我们都是坐车到沙城，再倒车到康庄，住上一宿，第二天一早去延庆县水利局知会一声，再租上自行车，分散着去各处。当时租自行车的押金是两块钱，还挺贵的，这一来一回怎么着都得三四天；要是去门头沟这几个站，几十公里的山路来回基本全靠骑自行车，那会儿算是把身体练出来了。”杜春龙说。

　　2015年

　　启动洪水预警发布机制

　　雁翅站是永定河山峡段的重要控制站，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威胁北京城区防洪安全。杜春龙最常说的话就是：不能偏听偏信天气预报，有雨就要到岗。“我们所给出的汛报就是给决策部门决策的依据。”在雁翅站干了35年的杜春龙，印象深刻的大雨是在2000年7月4日，降雨358毫米，属于特大暴雨。杜春龙早上6点就召集起同事们说：“考验咱们的时候到了！”之后，就留下一人负责收集各雨量站雨量、拟发报文，其余5个人全部上船进行测流，“当时水涨得厉害，一人上船时需要另有两人帮忙，人手不够还从附近村子抽掉了5名基干民兵帮忙。”杜春龙回忆着，当时的测流仪下面绑着像炮筒一样30公斤重的铅鱼，以使其可以浸入水面，一点一点地测下来，一次至少40分钟。一次测下来，回来就得换衣服，“不是被雨水淋湿的，而是被汗水浸透的，一天测了12次，最后都无衣服可换了。”正是杜春龙他们发出的数据信息，让邻近村的6间房被水冲垮之前，人员得以提前安全疏散、转移；三家店拦河闸也提闸放水，保障了城区的安全。

　　杜春龙说，一直以来水文人就是水务的“耳目”、防汛的“侦察兵”，在2012年那场特大暴雨之中，有些通信基站倒塌，导致部分自动雨量信息中断，失了“耳目”之能。在那之后，全市所有雨量站配备了北斗卫星通讯系统，实现CDMA/GPRS和北斗卫星双发，彻底解决因基站瘫痪引起的传输中断问题，“我们变得更加耳聪目明，也开始更多地担当起高参的职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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