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现代大学正在缓慢死亡?

延津广播电视网 2021-01-13 12: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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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Political理论志 理论志编辑部

大学正在缓慢死亡

作者简介:

Terry Eagleton 特里·伊格尔顿,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5年4月6日刊,中文译文发表于《复旦教育论坛》2015年04期。

几年前,一位校长不无自豪地带领我参观一所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的亚洲大学。与其显赫的威势匹配,校长身边各站一位身着黑色西装、身材魁梧的年轻保镖。要我猜啊,他们的外套底下都携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Kalashnikovs)。在滔滔不绝地盛赞光鲜耀眼的商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后,他停下来期待我说几句谄媚的恭维话。结果,我大煞风景地说学校似乎没有任何形式的批评研究。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就好像我问他每年授予多少钢管舞博士学位一般。他悻悻地回答说"我们注意到了你的评论。"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技术最先进的一个小玩意儿,打开后对着它说了几句韩国话,估计是"干掉他。"接着开过来一辆像板球场那么长的豪华轿车,校长在两位保镖的簇拥下上车走了。看着他的轿车消失在视野中,我还愣在那里想他的杀人命令会在什么时间开始实施。

  这一场景发生在韩国,但也可能出现在这个星球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从南非好望角到冰岛雷克雅未克,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到南美圣保罗,像古巴革命或者入侵伊拉克一样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正在稳步展开中:那就是大学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缓慢死亡。在英国拥有800年历史的大学通常被嘲笑为象牙塔,这种指责总是有些道理的。但大学在自身和整个社会之间建立起来的隔阂可能是祸福相依的,既给大学带来了力量也使其无能为力,一方面对热衷于短期现实利益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和目标进行反思,一方面还能做到自我批评。在整个世界,批判性空间已经减少到所剩无几的地步,曾经培养出像伊拉斯谟、约翰•弥尔顿、爱因斯坦和英国六人喜剧团体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的大学如今也匍匐于全球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的优先选择下。

  本文说的大部分情况对美国读者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毕竟,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就是公司型大学的典范。但是,英国的情况是所谓的无财富的美国化,至少是没有美国私立大学那样富裕的美国化。  

  这对英国贵族的传统学校牛津剑桥来说也是真实的,它们的学院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某种程度上抗拒慷慨捐款的更广泛经济力量的侵蚀。几年前,我从牛津大学系主任位置上辞职(这是像爱丁堡发生地震一样罕见的大事),因为我意识到人家期待我在某些方面像企业首席执行官而不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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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当我首次来到牛津任教时,这种专业主义倾向会遭遇到有教养的蔑视。

  真正认真读完博士学位的同事们有时候使用"先生"而不是"博士"的头衔,因为博士暗示一种不够绅士的劳动。出版著作被认为是很庸俗的行为。10年才发表一篇关于葡萄牙语的短文或古代迦太基(Carthage)人饮食习惯的论文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曾经有个时期,学院的老师甚至懒得为本科生安排辅导时间。相反,本科生只是顺便到老师的办公室拜访,喝一杯雪利酒后,兴奋地闲聊一会儿简奥斯汀或胰腺功能而已。

  如今,牛津剑桥仍然保留了寄宿制的大部分作风。是教授们决定学院的钱该如何投资,花园里该种植什么花,会议室里要挂谁的画像,如何向学生们解释为什么把钱花在葡萄酒地窖而不是学院图书馆上。这一切都由教授们决定。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学院全职教师做出的;从经济到学术到学院日常管理的任何决策都由经过竞选产生的负责整个教师群体的学界委员会管理。最近一些年,这种自我管理的可敬体系开始遭遇大学权力集中模式的的挑战,就是这种挑战导致我离开这里;但是总体上这种制度还算牢固。恰恰因为牛津剑桥的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前现代机构,因为规模小能够作为去中心化的民主模式运作,虽然持续享有某些令人作呕的特权。

  在英国其他地方,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不是教授管理而是等级管理,一个庞大的拜占庭官僚体系,年轻教授不过是勤杂工,校长的派头似乎就是在管理通用汽车公司。高级教授现在就是高级经理,口口声声谈论的是审计和问责。书籍被当作穴居时代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前技术时代现象,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蔑视。至少有一家英国大学已经对教授在办公室里应该拥有的书架数量作出限制,目的是限制"个人图书馆"。废纸篓变得就像茶叶党知识分子一样罕见,因为现在纸张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