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用历史和理论拯救政治学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但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而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学恢复重建四十年，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追随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的步伐。我们自以为美国政治学最新的成果才是正宗的政治学，在美国政治学刊物发表论文才是正宗的政治学论文。由此便可能会造成一种后果：中国的政治学日益美国化、公共管理化，自我走向毁灭还不得自觉。徐勇教授认为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时空错位。

1.欧美学术的成长

任何一个文明体的成长都有一个发育发展成熟烂熟以至衰败的过程。19世纪是世界大转折世纪，也是处于文明高点的欧洲世纪。此时的政治学处于对宏大问题的思考阶段，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巨匠。政治学关注的主题是“国家”，流行的方法是历史比较主义，使命是发现和阐释政治过程的“法则”。19世纪的美国也接受了这一潮流。E·A.弗里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座右铭。

20世纪是美国世纪。美国政治学主要表现为高度专业化的政治科学，特别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像自然科学。”（迈克尔·G·罗斯金)尽管在美国政治学发展中，也有过“重新欧洲化”的提法，但“美国化”始终居主流地位，政治学不再以国家为主题，行为主义大行其道，关注的是具体的政治运行过程。因为专业化趋势，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细碎化。

随着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公共管理学崛起，其对美国政治学构成了严重挑战。由于放弃了对国家等宏大问题的关怀，美国政治学愈来愈失去解释力。毕竟人类不同于自然物体。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的政治科学，科学愈多，愈不科学；科学愈多，愈会让位于更为接近自然科学的公共管理学。亨廷顿之后再无亨廷顿，大师不复有，小匠何其多！

欧美政治学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过程。从17到19世纪，欧洲的政治学为未未政治世界确立了基本走向，美国政治学只是这一走向的延伸。就如一棵大树一样，美国的政治学是对欧洲政治学的开枝散叶，是从欧洲的根干上生长起来的枝叶。

2.中国政治学的“早熟”与可能的“早衰”

中国有着丰富的政治历史，但并没有一门作为学科的政治学。政治学恢复重建后所接触的主要是美国政治学，特别是日益趋于公共管理化的美国政治学。这造成了中国政治学的“早熟”，即跨越了对宏大问题研究的阶段，直接进入到微观具体问题领域，很快遭遇到对微观问题更为擅长的公共管理学。而外国刊物发文的导向，肯定是具有公共管理特点的政治科学论文。

从学科成长规律看，中国的政治学无根无本无源，根基不牢，而迅猛的公管化，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加剧了政治学的“早衰”。我们学习的最新美国政治学，实际上是欧美政治学大树上最末端的几片树叶。学得愈多，政治学衰败得愈快。近几年的学科“内卷化”日益严重。社区治理成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研究热点，成果不计其数，但罕见原创性和有影响力的理论。如“邻避”“街头官僚”等理论名词，都是用外国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现象，而非从中国大地上生出来的本土理论。

3.大时代与中国政治学使命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体在19世纪处于衰落期，之后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重要方式是向西方列强学习，中国人还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思考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进入21世纪，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中国进入到一个历史翻转的大时代。大时代需要宏大理论的“补课”与建构。宏大理论是思想高地，是学术自信的基础。尽管大时代与小时代叠加，但大时代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学的优势正是宏大视野，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思想源泉。因此，我们应遵循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政治学是人类最高的学问”。

4.将历史视野带入政治学

大时代意味着历史的变革。政治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历史是多路径的。曾经站在现代文明高点的人们认为，先行者是后来者的典范和复制品，美国抛弃历史比较主义，在于他们认为美国的政治学“对于全世界都有独特的意义，其知识类型和范围值得输出或仿效。”（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材）但是人类政治发展道路证明，美国道路并不是唯一的，也不可能完全仿效，这在于历史底色不同。只有进入历史过程之中，才能深刻理解不同文明体的政治发展。历史政治学的迅速走红，是当事人始料未及的，学科的出现正在于大时代的呼唤。

历史政治学重在以政治学理论解释历史，探寻历史规律和内在基础。历史学长于叙事，政治学长于说理。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最欠缺的是理论。正如黑格尔所说，“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因此，历史政治学需要高度的政治学理论自觉。

5.历史观与长周期政治

历史政治学首先要有历史观。长时段、大历史、超稳定等历史观的共同特点有两个：以现代价值度量历史；将历史形态置于观念形态。基于此，徐勇教授提出了长周期的历史观：从历史理解历史，将历史置于历史进程中寻找因果机制。

长周期政治的命题是从中国政治历程中内生出来的。诸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百代皆行秦政制”，直至近代以来“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只是因为缺乏学科研究，对其中的“必”、“也”、“皆”、“变”没有作出深刻的学理解释，未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长周期要回答在一个长时间段里的“变”与“不变”的内在机理。中国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演化的重要特点是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的。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结构形式还有诸多方面延续着过往。中国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走到了今天，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历史和政治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大秦赋》热议中政治学人的缺席和“失语”，在于政治学人过于陶醉于眼下的小时代，做点小学问。

美国人对中国战略判断的失误，早已为美国“中国学”开山鼻祖费正清所预见到：“这个新中国的生活和我们外国的生活相互渗透，但在它的下面和后面却潜藏着古老的中国社会。”只是文明的傲慢和学术的偏执遮蔽了政治学后人的双眼，从而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大的解释力。

当下正是拨云见日，正本清源，思考大学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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