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京城“女骑手”的外卖人生：再多辛苦也坚定向前

　　再多辛苦，再多牵挂，为了家人，她们挑起生活重担，坚定向前
　　三名京城“女骑手”的外卖人生

　　如今，外卖送餐员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骑着动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不论刮风下雨，都能将热气腾腾的食物送到顾客手中。在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外卖小哥，却少见女骑手。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行业的女性送餐员所占比例不超过3%。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女骑手”，倾听她们的从业故事。

　　“为了儿子，我什么苦都不怕”  

　　35岁的司晶晶是山西襄汾永固村人，已经来北京打工近十年。“我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机会多，挣得多。”

　　两年前，司晶晶与丈夫经营一家早餐店，收入虽然不高，但能维持生活，不算辛苦。但司晶晶那时就告诉自己，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儿子上高中了，以后要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上大学，买房子，娶妻生子，都要用到钱啊。”提起儿子，司晶晶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一次偶然的机会，司晶晶听说外卖送餐员的收入很高，思考再三，她关掉了早餐店的生意，成为了美团公司的一名“女骑手”。“家人当时不想让我干这个，因为干这行的一般都是男人，风里来雨里去，十分辛苦。但这个苦我能吃，戴上头盔和口罩，谁知道你是男的女的啊。”说着，她麻利地拿起头盔套在了头上，朝着记者咧嘴笑，“为了儿子，我什么苦都不怕。”

　　“她是最早来站里的女同志，已经干了两年了，吃苦耐劳，业绩经常达到优秀，一点儿不比男骑手差。”司晶晶所在的朝阳区花家地站点站长对她十分认可。

　　虽然有不怕吃苦的精神，但作为一名女骑手，司晶晶也坦言在工作中确实会遇到一些困难，最明显的就是体力。“接到过几次啤酒订单，一箱就有24瓶。一些小区不让瓶车进，真的是搬不动。”她无奈地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临近的同事总会施以援手，这让司晶晶觉得很温暖。“这种‘互助单’他们是分不到钱的，我就买瓶水感谢一下。”

　　做了送餐员后，司晶晶慢慢有了积蓄，但她还是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她和丈夫在东五环外的一套老旧四合院里租了一个狭小的单间，一张床就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上厕所只能到外面公厕，十分不便。虽然条件艰苦，但一想到每个月只要800元的房租，司晶晶就觉得吃这些苦都是值得的。

　　对司晶晶来说，生活中最大的苦不是外在条件差，也不是工作辛苦，而是对儿子的思念。“晚上10点，儿子下晚自习后会用学校的公用话打给我，但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只能通话两分钟。有时笑着跟儿子说完再见，刚挂下话就哭了。”她说，正是这每天两分钟的通话给她注满第二天工作的动力。

　　“能多挣点是点，家里现在就靠我了”

　　家在丰台区东王佐村的杨雪是个地道的北京人，也已经是一个2岁孩子的母亲。1995年出生的她看起来略带些沧桑，与记者交谈时，她爽朗的笑声极具感染力。但没有人知道，这个爱笑的姑娘承受了多少生活的压力。

　　两年前，杨雪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胃癌，数次化疗慢慢掏空了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爸爸是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还总劝我不要为他伤心，不要为他累着自己。但我是他女儿，总得为他做点什么。”

　　孩子1岁多时，杨雪将其托付给了自己的母亲照看，开始送餐赚钱，成为了一名“女骑手”。“云岗站点和市里的站点不同，每个月送满400单就有4000元的保底工资。”杨雪说，在云岗这边，送餐员算是“高薪工作”，但这些钱对她的家庭来说还是不够。为了增加收入，她还在早餐店兼职当收银员。“能多挣点是点，家里现在就靠我了。”

　　半年前，杨雪的母亲腰伤复发，站一会儿腰就会疼，杨雪身上的担子又重了些。好在送餐员的工作能让她方便照顾家里。“我从家骑瓶车到站点只需要十多分钟，平时就在附近送餐，家里有什么事都能及时照顾到。”她说。

　　欣慰的是，艰辛的生活没有改变杨雪开朗的性格。五年前，杨雪在昌平送快递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说当时就是看上了我的乐观。”杨雪笑着说。

　　儿女永远是父母最大的牵挂，但杨雪觉得她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上夜班每单能多挣2元，站长一开始不愿意让我上，怕遇到危险，这个机会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杨雪说。也因为如此，她经常深夜才回到家里，少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女儿最亲我了，每天都不愿意睡觉，要等我回家。”杨雪的眼圈有些湿润，她告诉记者，她最怕的，就是敲开顾客的家门时，看到对方家里也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想起自己的女儿，下楼后总会偷偷抹眼泪。”

　　但乐观的杨雪知道，再多辛苦，再多牵挂，她都要一直往前走，“生活总会好起来的”。

　　“我不觉得干外卖员不好”

　　一个月前，邹明月和丈夫揣着借来的几千元钱，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离开了生活了25年的家乡来到北京。“第一次离家，没想到是出来打工。”她说。

　　邹明月老家在东北锦州农村，她从小在父母的关爱下没吃过什么苦，结婚后在县城买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与丈夫规划好了未来美好的生活。但天不遂人愿，生活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展开。“我和丈夫在老家包大车收粮，之前效益一直挺好，但去年不景气，赔了10多万元，欠了别人钱。”邹明月叹了口气，“长这么大没欠过别人钱，我不想让丈夫一个人扛，两个人一起干还能还得快些。”

　　为了尽快还清欠款，邹明月与丈夫来到北京，做起了外卖送餐员，在国贸三站站点送餐。“在锦州送外卖一单挣3元，而在北京一单能挣10元。”

　　对一般人来说，每天的吃饭时间是休息放松的时候，但对邹明月和丈夫而言，却是二人最忙的时段。有时她和丈夫碰到，由于双方手中都拎着餐，不方便摘口罩，两人只能点头一笑，就算是打过招呼了，转身又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知道他在冲我笑。”邹明月说。她基本每天都要从上午9点干到晚上9点，只有中午才能多休息几分钟。“第一个星期上班时我的两条腿都走得麻木了，又沉又肿，完全没有感觉。半个月左右才逐渐适应这种工作强度。”

　　邹明月是个性格内向的东北姑娘，别人的不理解经常会让她感到委屈。一次，她在给一位年轻女顾客送餐时，对方的一句“这么年轻干什么不好”让她伤心了很久。“我不觉得干外卖员不好，我们凭着自己的合法劳动挣钱，有什么不对？”邹明月话语里饱含委屈。

　　但也有让邹明月感到暖心的时候。“有好几次顾客看到我是个女送餐员，觉得我不容易，给我‘打赏’了小费。”

　　“这一年我俩再辛苦点，争取能多挣些钱回去，慢慢都会好起来的。”邹明月话语里充满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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