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江南：最早的鱼米之乡

　　远古江南：最早的鱼米之乡（文明之声）

河姆渡和田螺山两个遗址的地理位置。

1977年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现场。

猪纹方形陶钵。

田螺山遗址出土时色泽新鲜的橡子。

　　炊煮米饭的原始饭锅陶釜。

　　崇尚美食生活的现代人，是否一定比我们的祖先喝得健康、吃得美味呢？想解答这一疑问，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古人吃的食物“清单”里，除了能长久保留骨头的动物种类比较容易辨别以外，同时期的植物类遗存，特别是稻谷、米饭、蔬菜和水果，甚至草药等等，埋藏在地下数千年之后往往是连痕迹也荡然无存、无法辨识。但近几十年来，研究手段日益科学化的考古学，若幸运地遇上一些保存良好的古代遗址和有机质遗存，就能越来越清晰和确凿地告诉我们，成千上万年前的古人能吃到什么、吃得美味健康吗，而他们又是用什么手段来获取这些食物。

　　我们就是这样的幸运者，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余姚河姆渡、田螺山这两处六七千年前的古人之“家”，我们获得了足够的信息，描绘远古江南的美好生活。

　　大米渐渐成为人们的“主食”

　　那时候河姆渡人生活、居住的地方，依山傍水，离现在的杭州湾和东海仅几公里，南边靠近林木繁茂的四明山脉；气候温暖湿润，近乎现在的热带与亚热带之交的地带；赖以生活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只要假以勤劳和智慧，平日几无饥患寒冻之虞。

　　现在的中国南方人，尽管身边的食物种类已琳琅满目、花样繁多、信手可沾，即使是参加盛大宴席，却也往往在最后省不掉一小碟米饭打底，似乎这样才叫吃好了这顿“饭”。那么，米饭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南方人的“主食”呢？解答这个问题，除了查证文献记载，考古的办法是最有说服力的。

　　1973年和1977年，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看似新鲜的大片稻谷壳堆积和散落在干栏式房屋附近的炭化稻米，一度让很多考古专家推断，河姆渡人是世界上最早耕种稻田、生产大米、煮食米饭的先民。当然，后来南方地区一次次的相关考古发现，一再改写和刷新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历史记录。目前，1万多年前以水稻栽种为中心内容的稻作农业发端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植物考古界和农史学界的共识。在之后的数千年里，水稻种植、稻米的生产逐渐被先民发展成为取代传统渔猎、采集经济的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并且直到现代，靠种稻收获的大米更是成为地球上约一半人口的主食。

　　河姆渡遗址发掘中获取的六七千年前的炭化稻米，经过史前考古、古生物、农史等多方面专家的研究，证实河姆渡时期的稻作农业经过此前数千年的耕作实践后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份额，大米也从那时起就在南方先民的饮食生活中出现了逐渐成为“主食”的趋势。

　　而我们从河姆渡考古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上，也可感受到先民对于稻米发自内心的赞美甚至崇拜之情，用稚拙率真的手法把稻株和稻谷刻画于一些重要的陶器上，它们更明确和生动地传达出稻米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印象。

　　在2001年发现之后持续进行考古发掘的另一处河姆渡文化代表性遗址——田螺山遗址中，有赖于与河姆渡同样的保存状况，更依靠科学的发掘手段，还通过大量文化层泥土的精细淘洗、分拣，专家们在仅1000余平方米的地下古村落发掘范围里最终获取了数量颇大的炭化稻谷、稻米和加工后留下的鲜黄的稻谷壳，还在村落外围揭示出了7000年前的地下古稻田（通过考古发掘揭示的迄今年代最早的一处），以及翻耕稻田的一批骨质、木质农具（骨耜、木耜）和加工器具（木杵、木磨盘、石磨盘等），还有需要通过显微镜观察才能看清的水稻微体遗存——植硅石、小穗轴等。

　　除稻米外，从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中，炊器专家也研究辨认出了很多通常用于炊煮米饭、熬制米粥的多种式样的原始饭锅——陶釜。我们熟悉的成语“釜底抽薪”“破釜沉舟”中的釜字也就有了最早的出处。在一些陶釜的底部仍保留着似乎尚有米饭余香的炭化“锅巴”，专家们提取其中一些样本，在实验室相关分析仪器中用“同位素、淀粉粒、脂肪酸”等科学识别方法，就可大体确定它们原本的食物种类。

　　因此，河姆渡、田螺山遗址的水稻考古遗存拼合出的是中国南方史前时期有关水稻栽种、收获、加工稻米、煮食米饭等序列最完整的一幅立体画卷。

　　正是在大米的哺育下，此后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了加速度的文明发展轨迹。河姆渡文化之后兴盛于距今四五千年间的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之所以能在东亚大陆率先迈上文明社会的台阶，成熟发达的稻作农业是其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

　　饭稻羹鱼组成的“鱼米之乡”

　　拥有不可复制的天时地利优势的长三角地区，一直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数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正是源远流长的江南美食文化的历史起点。

　　在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中，几乎随处可见各类大大小小的动物骨头，若科学细分它们的种类，并确定它们各自原本的生长环境，其中不仅有大象、犀牛、虎、熊、红面猴等大型热带密林动物，也有大量梅花鹿、水鹿、麋鹿、水牛、野猪、黄麂等山麓低丘湖岸食草动物，还有不少水獭、陆龟、鳄鱼等两栖爬行动物，此外更多不计其数的是淡水鱼类，如鲫鱼、鲤鱼、黑鱼、黄刺鱼等，甚至还有一些鲨鱼、金枪鱼、石斑鱼、鲸鱼等海洋鱼类和动物。考古学家把发掘地层中留存下来的这些鱼类骨头，通过淘洗泥土后拣选收集起来，摆放到了数十个多层的架子上，可以让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唾手可得的鱼类资源也是河姆渡文化先民食物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结合数量颇大的稻米遗存，以河姆渡为代表的远古江南无疑冠得上中国最早的“鱼米之乡”这一称号。

　　实际上那时候这一地区的先民们已享受着富足和安稳的日常饮食生活。当时的稻米仍未被驯化和“改良”得完全“成熟”，产量很低，但搭配上纯野生的鱼类来下饭，其口感想必是美美的。难怪在2000年前完成的《史记》中，太史公概括了南方人的饮食生活：“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种而水溽，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

　　取之不尽是野果

　　与采集狩猎阶段相比，农业社会阶段人类食用的谷物品种比较单一，取之不尽的野果不仅可以充饥，还可以补充营养，调剂口味。

　　在田螺山遗址发掘中，从饱水的文化层泥土中获取了种类丰富、数量巨大的其他植物遗存，如原本生长成熟于丘陵山坡的植物果实，有成坑的橡子、成堆的麻栎果、散落的桃核、梅核、杏核、酸枣核、柿子核、葫芦，还有微小的葫芦籽、杂草草籽、榕树籽等，甚至还有也许是最原始中药的灵芝、草叶和茶；还有长于河流水塘中的菱角、芡实、莲子等等。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干栏式木构房屋遗迹附近的人工小土坑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茶树的树根遗存，植物考古专家用树根外观形态比较、木材切片鉴定、茶氨酸含量检测等科学分析手段进行了可靠的确认。这一独特发现，为中国古人常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7种日常生活用品中的“茶”，也找到了远古的模样，加上在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作为随葬品的类似茶壶的陶器，据此判断河姆渡文化中的田螺山人，在6000年前已经开始有了饮茶的习俗也非妄语。

　　这些林林总总的动植物遗存，经过考古专家的分类、鉴定、统计和古今形态比较、归纳，完全让我们相信，河姆渡、田螺山先民在大自然温暖富足的怀抱里享受着不亚于忙忙碌碌现代人的生活乐趣和幸福滋味。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过往的历史一直就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提示我们现代人，简约、纯真、知足才是生活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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