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滨兴院士忆高考：找到了自己的“导数”
■方滨兴
方滨兴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学习。曾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北京邮大学校长，现任中国子信息产业集团首席科学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计算机学院首席学术顾问、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先进技术研究院名誉院长。长期从事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基础设施的概念，并组织研制、实现了相应的系统，先后5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其中三项是第一完成人。200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考得以恢复，对于我们那代人是一个转折。对我来说，高考让我找到了更好的人生道路。
实际上，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无数个选择和转折，关键是如何应对。一路走下来，我认为应该勇于、乐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去探索新的领域，迎接未知的挑战。我把这称为“导数理论”，就是说要追求变量，不要过于介意常量，尽管有可能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常量。
从小与“”结缘
我的祖籍是江西省万年县，但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
我从小就喜欢维修东西。有一次，在父亲帮助下，我把学校坏了的留声机带回家修好后，学校广播室的钥匙便由我来保管，当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从此，一到课间操时间，我就赶紧跑到广播室，打开广播并敦促各班的同学们站好队。当时感觉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周日学校没人时，还会给小伙伴们播放音乐来炫耀。
那时候，我们将各种聪明才智充分发挥。记得有一次学校搞运动会，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发挥各自特长，做了一块长4米、宽1米的展板，上面有用剪纸做成的各种运动姿势，再写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字。当我们班举着这块展示牌参加检阅时，别的班级很是羡慕。
那时我们都喜欢做无线和收音机。我做的第一个收音机是矿石收音机，一种最简单的无线接收装置，主要用于接收中波的无线广播信号。我还做过接收视伴音的装置，虽然不能直接看视，但在那个鲜有视的年代，能听到伴音也挺高兴。因为淘气，还将伴音接收装置改造成干扰装置，让邻居家看不好视。
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对“”产生了极大兴趣。当高考报考时，我就想要考和相关的专业，于是选择了子计算机，虽然那时并不太了解计算机的具体用途。
给同学们办高考补习班
我的整个小学、中学时期正逢“文革”，那时废除了初中、高中的概念，即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制。
我所在中学是哈尔滨第124中学，主要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以下简称哈军工）的子弟。我家住在哈军工家属院，周围邻居都是大学老师，他们经常出题考我，这对我日后的学习很有帮助。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别人无法看到的数学书籍，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数学水平。
“文革”时期，大部分学生不怎么学习，写作业基本靠抄。我在班级属于有号召力的人，为了保持这种“荣誉感”，扮演被抄的角色，所以我一直认真学习功课，学习成绩在学校也名列前茅。
虽然学习很好，但我并不知道中学毕业后要做什么，对前路感觉迷茫。其间，有的同学下乡，有的同学参军，还有的同学直接找工作了。1977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另一条路。
按黑龙江省规定，当年10月先组织初考，12月终考。同时，每个学校有一定免除初考的名额。因学习成绩好，我享有了“豁免权”，当时学校只有2个免初试名额。
在我紧张备考时，有一个叫魏永海的同学，每天一大早就会跑步到我家，找我帮忙解题。但他不想让其他同学知道，也希望我不要告诉别人。但有一次，我把他勤奋学习的事写进了作文，没想到这篇作文被当作范文张贴到黑板上，这事一下子公布于众了。
于是，越来越多的同学来找我补课，这也使我有了办补课班的想法。那时学校只上半天课，下午有充足的时间。我的这个补课班是免费的，开始只针对本校学生，渐渐，一些外校的学生或慕名而来，或收集我出的模拟题。
说实话，当时有些内容我自己也并不完全理解，只有在给别人讲解时，自己才能进一步提高思辨能力。这个观点一直贯穿于我的认识中，我现在在广州大学办了“方滨兴研究生班”，要求研究生必须要将自己学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以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巩固他们的知识。
一直以来，我特别相信一句话，“你想要给别人一杯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
高考前已下乡一个月
高考前，还出现过一段有意思的插曲。可以说，如果没有高考，我会在黑龙江省建三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一名知青。
“文革”时期，全社会兴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学校把下乡宣传得非常美好，让人觉得不上山下乡就是落后分子。当时大我一岁的姐姐很想去，我也支持她，那是1976年。
其实她完全可以不用下乡的，因为我父亲所在的哈军工迁到了湖南长沙，当时政策规定没有随迁到长沙的哈军工教职员工因随时面临动迁，其子女可以不上山下乡。
但为了不当落后分子，姐姐还是想去。父母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父亲还特地将户口本藏了起来。
其间，我们天天抱怨父亲，说他是落后分子。就在下乡队伍出发的前一天，我们又一次指责父亲，他迫不得已把户口本拿出来，并说了气话：“你想走就走吧。”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认定报名无望才拿出来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我利用仅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为姐姐办好了全部手续。父母下班回来后大吃一惊，但木已成舟。那晚，父母一夜未睡，我记得母亲边哭边为姐姐做新被子。
其实，当时我真不知道下乡有多苦，更理解不了父母的心思。母亲事后还常常训斥我，说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在家里吃独食，尤其在姐姐抱怨的时候。
正是这样的原因，我后来就想下乡把姐姐换回来。根据规定，父母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我下乡她就可以回来。但姐姐得知我要换她时，坚决反对，说兵团太苦太累，已经有校友死在兵团了。她坚持不让我去。
也是机缘巧合，我班本来有两个同学申请下乡，临出发前，其中一位说不去了，但名额已订好，不能没人去，于是我便顶上了，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兵团考察之旅。
当我中途回到学校作完全下乡的准备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时老师劝我报名考大学。当得知考上大学也能把姐姐换回来之后，我便留下来准备高考。
1979年，姐姐按照政策返乡。实际上，她能回来也不完全是因为我考走，还跟社会大环境有关。那时“文革”结束了，下乡青年已经开始大批返乡。
高出清华录取线四十多分
1977年12月24日至26日，我在哈尔滨第四中学所设的考场参加了高考。由于之前对高考没什么概念，我考试时并没有太紧张。
印象较深的是，答题期间，不断有监考老师围在我身边指指点点。后来得知，原来他们是看到我的卷子写得很满，当时答出来的考生只占少数，能答满卷子的人就显得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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