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千篇回乡记的社会学使命

 
 
七年千篇回乡记的社会学使命  
 

贺雪峰相信，乡村最终会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真正被振兴起来的新农村。“期待‘回乡记’可以一直做下去，那我们就可以从最微观的每个个体的感受上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本报记者 韩天琪

2019年春节期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张雪霖、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雷望红和大多数在外工作学习的人一样，踏上了回乡的路途。一样的大包小裹，一样的归心似箭，唯一不同的是她们带着一项特殊的任务——写作“回乡记”。

“回乡记”，这个听上去带着诗意乡愁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似故乡”等感性的文学描述，但在它的发起者，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贺雪峰的预设中，“回乡记”的写作首先是培养学生以社会学研究者身份观察生活的一种方式，要从“旁观者”角度，理性发现农村社会的问题，并从专业思维出发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

这样的发现与思考，贺雪峰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坚持了整整7个年头。

一段“纵向”的区域观察

贺雪峰的研究方向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实践。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他发现目前大学在社会学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经典著作阅读量不够，“很多学生只是上上课，应付一下考试”。

究竟应该探索出一条怎样的社会学研究生培养路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贺雪峰脑海中。

“我们中心的培养模式可以说是‘两经一专’，‘两经’是经典和经验，‘一专’是专业化。”雷望红告诉《中国科学报》，贺雪峰在中心组织了读书会，要求研究生在硕士培养阶段拿出两年时间专门阅读130~150本社会科学经典著作。这样折算下来，硕士生们基本上每天要花10个小时泡在图书馆进行阅读，即使暑假也往往不能懈怠。

到了博士生阶段，贺雪峰要求学生们每年有1/3的时间驻村调查，“硕士要读书，博士要做调查，并且是常年累月做调查。3年博士培养中调查的时间要达到400天”。

这样一来，不管是硕士生、博士生还是年轻教师和博士后，在中心学习、研究的时间安排都较紧张。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贺雪峰发现只有一个时间段安排得不够紧凑，那就是春节。“我总不能让学生们春节不回家，那回家能不能也做点与研究相关的事呢？”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最基本也最经典的研究范式。对于乡村社会学者来说，“下乡调研”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中心的博士生和老师常年在全国各地乡村调研，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驻村20天。“但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往往不是重复的，去了之后一般就不再去了。”用贺雪峰的话说，这种研究方式是点状的，以地域作为维度，只能看到中国乡村在某个时间的一个截面。

调研地点不固定，但家乡是固定的，这样就有一个可持续的观察机会。“平时我们下乡调研是从研究者和观察者的角度出发，总是对各种现象保持好奇，而一到家乡熟悉的环境就觉得很多现象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我们每个同学在春节回家时都能观察一下自己的家乡，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一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出于以上想法，贺雪峰从2013年春节开始给他的学生们布置“回乡记”。

2013年的回乡记只有数十篇文章，开学返校后，中心又专门组织学生召开研讨会讨论心得感想，学生们纷纷表示，以社会学思维和旁观者视角看以前回乡没注意到的现象，就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大家一讨论，比我们平时到其他地方调研所获得的收获更加丰富，那一次回乡记的写作和反馈过程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角。”就这样，“回乡记”成了贺雪峰研究团队成员每年回乡的必修课。

雷望红和张雪霖是从2013年开始连续写作“回乡记”的。在她们看来，“回乡记”的写作相当于经典训练和经验训练之后的能力展现。“贺老师希望我们保持对经验的敏感。很多人虽然在家乡生活过很长时间，但对家乡并不了解。我们大多数都是学社会学出身，贺老师希望我们用社会学思维而不是感性思维去思考村庄，他希望我们更理性地看待村庄中的现象。”

贺雪峰对学生说：“我们从事中国乡村研究，大多数同学也来自乡村，我们能不能以一个长时段的视角观察自己的家乡？中国社会发展非常快，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观察自己的家乡十年二十年的话，就形成了对自己家乡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持续跟踪和观察。”

这种纵向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在一两年内看不出很大变化，但如果以长时段视角去看，十年、二十年坚持记录就会发现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它对于增加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认识的厚度非常有好处，也是对我们平常下乡调研非常重要的补充。”贺雪峰说，从这个层面讲，“回乡记”的写作是一种学术训练和学生培养的方法，“训练同学的观察力，形成截面观察和持续观察的结合，从而提高学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

逾千篇“回乡记”透视到什么

7年间，随着贺雪峰的学生毕业到全国各地高校任教，写作“回乡记”的学术训练方式被带到了很多大学的社会学科当中，也有更多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加入到“回乡记”的写作中来。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改变：一是调研地域不断拓展，除了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乡村都在“回乡记”中留下了印记；二是“回乡记”的体量逐渐变大，从第一年的数十篇，逐渐增长到如今的一年数百篇。这也为更全面地观察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提供了基础。

纵览七年间的逾千篇“回乡记”，其中大多数观察视角定格在乡村文化的凋敝和乡村家庭关系等内生秩序的失落上。

雷望红的家乡在湖北荆州的江汉平原，由于政府多年的持续投入，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这些年还是有一些现象触痛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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