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恩多：女性应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

 
 
专访王恩多：女性应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  
 

王恩多1944年出生，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雷册渊

从1965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算起，王恩多已经在生化领域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她不仅在酶与核酸相互作用这一科研方向上做出了杰出贡献，更凭借自强自立的精神和对妇女事业的关注，成为当代女科学家的代表。

“三八”妇女节前夕，我们走近这位女院士，聆听她的故事。

两位女性“偶像”，为我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深刻地纠结在一起。正是在那样的岁月中，1944年，王恩多出生于“陪都”重庆，直到6岁时，全家才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迁回山东。

山东诸城相州历来名人辈出，王氏家族更是“家声赫然，冠海岱间”，王统照、王愿坚、王希坚等文化名人均出于此。王恩多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曾留学苏联中山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母亲毕业于当时著名的曲阜二师，是一名老师。

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王恩多的父母对她却没有过高的要求，尊重天性、顺其自然就是王家的教育理念。

正由于此，王恩多在中学时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能从传统文人家庭走上科学之路，王恩多说，还要归功于自己的两位女性“偶像”。

解放周末：听说您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为了多读书，甚至自荐到山东省图书馆担任儿童服务员。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您是怎样将兴趣锁定在科学上的呢？

王恩多：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世界经济地理地图，我特别爱看。那本地图图文并茂，很吸引人，比如讲军舰，拥有量多的国家，地图上就标一个大的军舰图示，拥有量少的就标一个小军舰，粮食、石油也是如此。当时的中国什么样呢？除了人口一项的图示是最大的，其他的图示都很小。每次我看的时候就在想，我们总得赶上去啊！

怎么赶呢？初中时，我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两本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与技术》，我每期都看，发现科学是真正对社会有推动力的，对国家和百姓都大有好处，于是慢慢对它产生了兴趣。还有一本书也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居里夫人传》。读完这本书后，居里夫人就成了我的偶像，我特别向往将来能成为一位像她一样的女科学家。

解放周末：对您来说，居里夫人是一位遥远的“偶像”，而在生活中也有一位对您影响至深的人——您的表姨妈、我国著名植物细胞学家吴素萱。

王恩多：是的。1955年，她发现了植物体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新见解，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家里人常拿着报纸说三姨妈又得了什么什么科学奖，我就觉得，她真了不起啊！

后来我才知道，她不仅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更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毅然选择回国，成为西南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她的确是就在我身边的“偶像”。

解放周末：她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激励了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交往中的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王恩多：我高考时，因为招生错漏，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就读。因为自己一直都有考取研究生、继续科研之路的愿望，就经常写信给三姨妈，跟她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困惑，她也每封必回，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

1965年，我有幸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当时，中科院所有新生都要集中到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科大一分部）学习哲学和英语，那里离三姨妈在北大的家很近。三姨妈一生未婚，又很喜欢孩子，我没事就会去她家和她做伴，对她的认识也是那时候才生动丰满起来的。

三姨妈是非常理性、严谨的。科学家都有自己做事的一套方式：她总是提早5分钟到办公室，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几点出门、乘哪一班公交车都是固定的。有一次见她缝被子，我担心她上了年纪看不清楚，就说我来帮你。她说不用。原来她把4根线的长度都测量好了，线缝完被子也就缝好了。她就严谨到这个程度。

三姨妈非常敬业。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还听见她房间里的打字机敲个不停。那时请她去国外做报告的人很多，她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出国太耽误时间。“我在做什么工作，人家可以通过我的论文知道，这就够了。”她总是这么说。

他们这代科学家总是很谦虚。记得有一次，我拿着一句很难的英文句子去请教三姨妈，她怕出错，让我去请教住在楼下的饶毓泰伯伯。饶伯伯是我们国家的物理学泰斗，留美多年，他看了又让我把书留下，第二天他再问问在美国待得更久的弟弟。这件事我印象很深。这些大师成就再高，也不会觉得自己真的精通了什么。学无止境，这就是科学研究的精神。

为了探求科学真理，而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由于历史原因，王恩多有两次研究生求学经历，而正是这并不平坦的求学之路，让她幸运地遇到了两位“人生导师”。

1965年，本科毕业的王恩多考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师从我国著名酶学专家邹承鲁先生。入学不到一年，“文革”开始。1968年，中科院所有研究生都被派到天津小站农场锻炼，王恩多也不例外。在农场锻炼一年半后，她回到研究所工作。1975年，为了解决她与丈夫两地分居的问题，组织上将她调回山东任教。

1976年底，王恩多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所出差时，遇到了时任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教授，他告诉王恩多：“你可以复学，到这里来做我的学生。”

尽管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王恩多拿到了补发的毕业证书，但对科研割舍不下的她还是选择了重考一次。1978年，34岁的王恩多第二次考取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生，成为王应睐的学生。

有人说，王恩多的名字暗含着“师恩多多”。的确如此。邹承鲁、王应睐两位先生留给她的远不止师恩这么简单，老一辈科学家艰苦治学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胸怀，更对王恩多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放周末：您在许多场合都曾表达过对邹承鲁、王应睐两位老师的怀念和感激。在您看来，他们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王恩多：两位老师的恩情是数也数不清的，他们对我的关爱和在科研之路上给我的指引让我感念至今。现在想来，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两位老师对科研的坚持，更是他们留给我和后来人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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