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事业60年：有一种三线记忆叫出差北京
▲1988年，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察看九所北红楼宿舍。
▲上世纪80年代，九所科研人员在办公。
侯艺兵提供
编者按
中国科协“采集工程”为核武器科技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方法、一套严谨规范的标准、一个视角全新的平台。在多年的采集任务中，我们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回溯，逐步理清了在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60年辉煌之外，核武器理论研究队伍的一段五味杂陈、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这段特别的历程集中体现了核武器科技事业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集中体现了“两弹一星”精神如何指引困境中的人们持续艰苦奋斗并不断地自我突破创新，集中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时光流淌真切，岁月自带芬芳。
谨以此文纪念核武器科技事业创建60周年，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吴明静 王燕
1969年11月25日清晨的北京，从北郊元大都城墙遗址附近的一个院子里，驶出一辆又一辆卡车，满载老老小小，直奔火车站。这是一队奔赴三线的国防科研队伍。
九一小学三年级学生周凤明和她的好朋友们依依泪别。就在昨夜，她的父亲数学家周毓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暂留北京。周凤明焦虑不安，她心爱的童话书和全家人的行李，早已经打包先送至火车站，等待和主人们一同启程，周家留下了，但是他们的行李却全被带走。
这一走，就是二千里。专列一路西行，经陕西省宝鸡市折向南方穿越秦岭，抵达四川省绵阳市，人们把行李搬下火车又搬上汽车，继续往一重重大山深处开去，一直行进到梓潼县一个叫曹家沟的山沟里，这才算到了单位新址。
这一走，就是二十年。1990年，已经结婚生女的周凤明接回了那一批远行的行李。那些童话书，那些母亲手工缝制的花裙子，染上了岁月的沧桑，不复记忆中的鲜亮妍丽。
这支开往三线的队伍，是国家唯一一支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的队伍，这个研究所就是二机部九院九所。在开赴三线的科研人员中，有周光召、于敏等大科学家，均是全家老老小小一起撤离。
暂时留京的职工，多是被安排去河南五七干校，像周毓麟这样临时接受任务的极少。
数学家李德元因为身体缘故也留下了，他持续多日发低烧，医院却找不出原因。搬迁三线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是头等大事，尽管不放心，李德元的妻子却不得不带着儿子随大部队如期离开。家中和办公楼都空空荡荡，疲病体弱的李德元心绪烦乱，到姐姐家就食。
一个多月后，突然有一天，妻子和儿子也出现在姐姐家门前。
妻子告诉惊愕不已的李德元，因为曹家沟缺乏办公条件，生活条件也很艰难，人们不得不回京继续工作。
第二天，李德元在办公楼里果然见到了一大批科研人员，并且已经埋头于紧张的工作——虽然原子弹与氢弹先后于1964年和1967年突破了，但是紧随其后的装备部队的任务更为繁重和艰难。
人们对李德元摇头叹息说：在曹家沟只能闲散无事——九所的工作需要大型计算机，等待机器入驻的新机房却是漏水的！甚至连职工宿舍都没有，大家挤住在一栋办公楼内，一楼腾出几间房间堆放行李，因为木箱子散架了，邓稼先的大批书籍散落一地。
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科研工作不能停滞，工作条件却难以为继。时任业务领导周光召着急了，他让科研人员赶紧回北京，利用北京的计算条件继续工作。
然而，这短短一个月的离开，北京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了，九所人自此开始了二十年的“出差”生涯。
而这二十年，却是一代武器定型、二代武器突破的关键二十年。在“出差”中，九所人先后完成了我国第一代核武器多个型号的理论设计定型，实现了中子弹理论突破，取得了第二代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的多个阶段性突破，为高新技术研究奠定了良好开局。
二十年，这是国内少有的漫长的出差。
尴尬的搬迁
九所的搬迁三线，缘于林彪的一号命令。1969年，在东北边境中苏爆发武装冲突，大战仿佛一触即发，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主要内容的一号命令向全军及相关科研单位传达，全国立即处于高度备战状态，包括九所在内的许多单位开始紧急疏散和搬迁三线。
早在成立之初，研究所倒也做好了搬迁的准备，上级领导和科研人员都默认九所在北京只是暂时过渡，终归要搬到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去。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大规模科学运算必须依靠北京和上海仅有的几台大型计算机，再搬迁到条件有限的偏远地区，就显得不合适了。在北京，中科院计算所专门为九所研制生产了我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数字计算机109丙机，这台机器为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定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这台机器有个“致命的”毛病——不能搬动，一搬动就散架。因此，九所人搬到了曹家沟，但是机器却无奈地留在北京。
没有机器，九所人待不住。于是，心急如焚的科研人员分几批赶回北京，而许多老人和孩子却不得不留在山沟里。
上级安排周毓麟留京的任务就是搬计算机。机器无法搬动，上级却认为九所人贪恋大城市，催促声愈急。周毓麟很快领受了一项新任务，要他和同事们去上海接收一台新机器。
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无线十三厂被造反派把持了，造反派乱改机器的逻辑设置，结果造出来的机器复算不等。
“那台机器一试机就出错！”90多岁的周毓麟一回忆起此事还气得提高嗓门，“我们拒绝接收，造反派不放我们走，说我们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问上级，那以后我们做计算，提供两个数据，行不行？上级说当然不行。”
不得已，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还得依靠北京的计算条件。一次，在中关村上机时，科研人员遇到了一位国防科工委领导，那位领导看见这一群熟悉的面孔，皱起眉头问：九所人怎么还在北京啊？
亲历此情此景的九所党委副书记艾荣仁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当时，正值中子弹紧张攻关时期，艾荣仁想起张爱萍将军有次吟诗“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何难？”难不难？怎么能不难呢？太难了！回到单位，艾荣仁就把宣传部的同志召集起来说：咱们赶写一批科研工作的宣传简报，写九所不是赖在北京，写九所人是在攻克中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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