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迎接科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汪品先：迎接科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汪品先

在国际科学界，无论按科研投入、学术队伍或者发表论文计算，中国都已经名列前茅。接下来应该是量变到质变，成为创新强国；而学术上出现“中国学派”，应该是质变的标志之一。

20多年前，我投了篇文稿给某国际学报。一位匿名评委认为此稿立题不妥，“你应该讨论区域问题，而不是全球问题。”这篇讨论“全球问题”的文稿，最后当然还是发表了，但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几乎与此同时，我在上海组织和海参崴海洋科学家的双边论坛，俄方领队在会下对我说：“哇，你们谈的都是美国大科学家才谈的大题目!”是啊，大题目为什么我们不能谈呢？以后，这双边论坛就没有再举行。

确实，在我所从事的地球科学里，既有区域甚至地方性的问题，又有全球性的问题。通常全球性成果着重创造性、理论性，含金量高；地方性成果或者为前者提供素材、验证结论，或者为当地应用所需，对创新的要求比较低。而这正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科学界的分野：前者输出“原料”，后者进行“深加工”，但发表的形式都是论文。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原料”输出，反正评奖升职讲究的是论文数量，“原料”和“深加工”是不分的。假如我们追求的只是论文数量，那不妨就安心于“原料输出”，把“全球问题”“大问题”留给发达国家。

然而要做创新型科学，就不能只是输出原料。假如能够通过深加工提出创新观点，就可能形成自己的学派。科学创新要求有文化基础。

青藏高原两边的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正是当今世界多种文化中的两大主流。现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占据着自然科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东亚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一旦也能成为科学创新的基地，必然产生自己的学派。

在各门基础学科中，地球科学是最具有地区性的，从而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特殊条件。人类认识世界都是从自己身边开始的，地球科学产生于欧洲，不可避免地染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总是偏向于用欧洲发现的规律解释全球，而我们自己也长期习惯于奉欧洲为圭臬，与之不同的都算“例外”。

以我从事的海洋地质专业来说，英美之间的北大西洋就被认为是海洋的标准。海洋如何产生是海洋地质的头号大问题，北大西洋海盆的张裂过程就成为全球海洋盆地形成的榜样。世界上也只有北大西洋的研究最为深入，于是大家都相信这就是真理。但这种情况是可以变的。

探索海洋盆地的形成，最直接的办法是在深海海底打钻井。最近几年，在南海三四千米的深海底，大洋钻探计划用六个多月打了12个站位的深井，取上来300多米海盆张裂时的岩浆岩，使得南海成为世界上深部研究最好的边缘海之一。可是其研究结果却挑战了传统的认识：南海是西太平洋板块俯冲带的盆地，它的张裂机制和大西洋模型有着根本区别。南海不是个“小大西洋”。这次发现揭示了西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的不同，从而为形成新的观点准备了条件。如果中国的学术界能够抓住这类自然条件的特色进行深入研究，将新发现提升到理论高度，经过努力就有可能出现自己的学派。

40年前，李约瑟问道：“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话至今值得回味。仔细分析起来，中国古文化里确实含有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是中国当今在世界基础科学的舞台上处于被动地位。

面对现实，当发现与前人所说不同时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削足适履”，尽量去凑乎原有模式；一种是根据新的发现，去完善甚至去纠正前人的模式。后一类的成果当然不容易发表，因为评审人一般都不喜欢反对派。

因此还需管理层面出手，采取措施鼓励新观点甚至新学派的出现。至于科学家个人，两百年来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经常摇摆，不是崇洋媚外，就是仇洋排外。根源其实都是对“外”并不了解，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平起平坐，既不尾随紧跟，也不夜郎自大。别的学科我不敢说，中国的海洋地质起步晚，离国际引领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放眼全球、起步足下，瞄准突破口、脚踏实地前进，才能实现中国梦、建立中国学派，决不要将标新立异与科学发展相混淆。

这方面我国是有过教训的。改革开放初期，当国际上正在建立“板块学说”的时候，国内却关起门来，鼓吹“大地构造学派”的“百家争鸣”。这类现象今天当然不可能出现，但是当前国内评价系统贬值，“国际领先”的标签随意乱贴，还真要当心不要让历史重演。

总之，华夏振兴既要有硬实力，又要有软实力。创造性文化是软实力的精髓。而在当代世界上，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创新性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该相信，在科学上只有建设独立发展能力，形成自己的学派，才会真正确立国际竞争力；在文化上只有将民族传统与先进科技相结合，而不单是重复先哲古训，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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