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的建筑密集如条形码，这样的生活值得吗？
这不是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方式
迈克尔·沃尔夫
大都市生活的拷问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19.5.20总第899期《中国新闻周刊》
“有时候生活在大城市真的很令人沮丧，我想展现的是他们的煎熬。如果不把这些展示出来，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生活得竟然如此糟糕。”迈克尔·沃尔夫曾对媒体这样感慨。
迈克尔·沃尔夫是一名1954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摄影师，曾三次获得荷赛奖。今年4月，他在睡梦中逝世于香港长洲的公寓，享年64岁。
他最为知名的摄影作品，带有一种对大都市生活的拷问色彩。香港的摩天大楼，在他的照片中压抑、密不透风，日本地铁中的乘客，在他的镜头下，像是被关在罐头中的沙丁鱼。
“它们一点也不美”
迈克尔·沃尔夫早年曾在欧洲、美国、加拿大生活，后来在德国杂志《Stern》任驻香港的摄影记者。但他作为艺术家生涯的真正开端，要从2002年SARS侵袭香港说起。
2003年4月的一天，他的儿子放学回来，对他说：“爸爸你知道吗？我最好朋友的父亲昨天去世了。”他的妻子完全崩溃了，对他说：“我不能在这待着了，我要回德国去。”
迈克尔·沃尔夫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香港生活九年，却从未拍摄过这里。此前，他总是忙于去香港之外拍摄，回香港只是编辑图片。“我感到内疚。”他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写道。
最终，他选择留在SARS侵袭中的香港，并且拍摄它。那段时间，他每天早晨6点出门，穿梭于香港的大街小巷，直到晚上6点，带着胶卷，回到暗房冲印。
SARS中的香港街头，人们戴着口罩，所有事物异常沉默。对迈克尔·沃尔夫来说，却是一段至关重要的时光。他在这期间找到了自己看待香港的视角：香港的高楼大厦。
起初，他只是拍摄摩天大楼整体的照片，这样的照片，并未打动他自己。于是，他将照片中的天空和地平线裁剪掉，他照片中的建筑，从此看不到边界。在观看者的想象中，高密度的住宅大楼似乎在无限延伸和重复，给人一种压迫感。这在日后成为他最知名的系列作品《建筑密度》。
“(观看照片时)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可能5倍，可能20倍，甚至100倍。这种错觉确实传达了我们在大城市中所体验到的东西。如果你去上海、香港，或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你就会感到如此巨大的密度。”迈克尔·沃尔夫说。
这些的照片看起来很抽象，乍一看，像条形码。看上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建筑。仔细观察，照片中人们的生活细节会浮现出来：阳台上挂着一条毛巾，一扇略微打开的窗户，或者有人的T恤挂在外面晾干。
他的妻子芭芭拉·沃尔夫曾对德国新闻社说：“他巧妙地隐藏了那些小小希望，在他的作品中，为那些细心的观众留下了人类抵抗或幸福的痕迹。”
如今，《建筑密度》中的照片，有些一幅卖到了45000美元的高价。相比他照片中人逼仄的生存空间，他的客户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收藏家们很多都拥有豪宅，在香港、里约热内卢、巴黎有多处房产。
“他们把这些作品买回家挂在墙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照片很美，然而事实上，它们一点也不美，”沃尔夫说，“这有些讽刺。”
“这样生活是否值得？”
人在大都市中的生活处境，逐渐成为沃尔夫最关注的议题。
2010年，他空闲的时候翻看文件夹，见到5张他15年前拍摄的照片。照片拍摄的是乘坐地铁的人，因为拥挤，人们的脸贴在车窗上。
#p#分页标题#e#拍摄这些照片时，他还在做摄影记者。那是1995年，他因为采访沙林毒气事件来到东京。他被地铁车厢的拥挤程度震惊。在一个只有一条轨道，站台上可以直接拍到对面列车窗户的地铁站，他用10分钟拍下了这5张照片。
当多年后，又一次看到这些照片时，他决定回到那个地铁站，重新拍摄一组照片。但他忘记了地铁站的名字，于是，聘请了一位研究员。研究员根据照片上地铁车门的贴花，告诉他那是“小田急线”。沃尔夫来到东京，从“小田急线”每个车站都下车查看比对，最终发现当初拍摄照片的是北泽站。
他计划每年去北泽站4星期。期间，每天在北泽站地铁高峰期7：45到8：50，对着拥挤的地铁拍照。
拍摄中，他有过放弃拍摄的想法。因为大多数东京地铁中的被拍摄者，不喜欢他的镜头。有人闭上眼，有人举起手挡住脸，有人躲在金属杆后面，甚至，有一位男士在他拍摄时，对他竖起了中指。
迈克尔·沃尔夫最终还是完成了拍摄，“我想展现的是‘煎熬’，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每天上班花一个小时挤在里面，下班花一个小时挤在里面，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这不是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方式。”迈克尔·沃尔夫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
这些照片集合为他的作品《东京压缩》。这组作品和他在2003年拍摄的《建筑密度》，成为了他最广为人知的两组作品。一个拍摄于开阔的室外，一个拍摄于密闭的地铁，却对观众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
拷问大都市生活的摄影师迈克尔·沃尔夫，在自己39岁那一年，也曾对自己生活产生过深深的迷茫。
那是1994年，他还在德国生活，陷入一场中年危机。为此，他离开德国，来到香港，为德国杂志《Stern》担任驻香港的摄影记者。日后他对媒体回忆起这个选择，“相比欧洲的缺乏变化，我迷上了亚洲的不可预测性。”
从此，直到今年4月离世，他人生最后的25年，每年近一半时间都生活在香港。离世前，他生活在香港长洲，那是一个只有3万人口，生活节奏缓慢的岛屿。近两年，他经常拍摄长洲的日出和云朵。
10年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我脑中闪现，我在许多地方停留过，但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产生共鸣。最后，我在香港停了下来，我的整个身心都对我说，‘就是这儿了’。”
最终，他在这里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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