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科技工作者的科研之路：我们必须靠自己
5月15日，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宣讲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图为潘厚任在讲述关于太空科学的趣事。
周琦(左一)在贵州铜仁松桃大塘坡锰矿点指导找矿。
邓李才(中)准备攀登赛什腾山，去4200米的选址点工作。
温广瑞对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扬州泰富企业设备进行现场诊断。
付安庆在工作。
现年82岁的潘厚任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只能靠自己！”
地质专家周琦，在贵州大山中坚守40年，只为了撕掉中国“贫锰”的标签……
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这是一个向全国9100万科技工作者致敬的日子。在这一天，本报采访了多位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听他们讲述科研之路上的坚守与创新。
“越被封锁，越强大”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制人造卫星。这一年，21岁的潘厚任从北京天文台筹备处转到“581组”。
当时的情形，用潘厚任的话说就是：“什么事情都得从头做起 。”比如，要搞空间微流星探测仪，就要调试半导体线路，而所用到的直流电源也需要研究人员自己来装。
1965年4月，潘厚任被调到“581组”的卫星总体设计组。他去报到时发现，卫星总体设计组里加上自己一共3个人，而且都是年轻人。3个年轻人只用了10多天时间，就完成了第1颗卫星本体、轨道和地面跟踪站布局的初步方案。“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7年踏踏实实的准备工作。”潘厚任说，“关键技术，我们必须靠自己。‘东方红一号’100%是国产的，我们没有借助别人的技术。”
潘厚任认为，当下尤其需要继承“两弹一星”精神，“越被封锁，中国越强大”。
“只靠自己”，这需要潘厚任那样的决心，也需要周琦那样的坚守。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总工程师周琦，在贵州大山中坚守了40多年，为的是改变中国“贫锰”的状况。
“能够独立自主地研究理论并进行实践，在今天看来格外重要。”周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由于中国地表露头锰矿余量已经不多，周琦就将工作重点放在寻找掩埋于地下的“盲矿”上。传统的找矿方法是根据露头矿体顺藤摸瓜、打孔检验，但在实践中，这种方法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周琦连续多次打探孔，都没有见到锰矿。认真反思后，他逐渐明白，传统方法不适用于找“盲矿”。
创建一套适合于中国的锰矿成矿理论和找矿方法，这成为了周琦的目标。
外出勘查时，周琦敏锐地观察到锰矿体中含有沥青这一地质现象，经过大量研究，他给出了全新的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锰理论，揭示了锰矿中含有沥青的原因——沥青是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锰过程中的伴生产物。
独立研究，不盲从国外理论。经过10年探索，周琦和他的团队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据此独创了寻找锰矿的方法，继而发现了4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和1个特大型富锰矿床，改变了世界超大型锰矿床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格局。2018年，周琦获得了中国地质科学领域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我必须待在现场”
65℃的室外温度，对常人来说难以忍受，却是付安庆日常的工作环境。
#p#分页标题#e#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付安庆向本报这样描述在塔里木油田的工作经历：戴着安全帽，裹着安全服，忍受着酷热，细心地检测着油管螺纹密封情况……
“虽然环境很恶劣，但是要解决防腐问题，我必须待在现场。”付安庆说。他曾在沙漠戈壁中徒步200多公里测试输油管道，曾在钻井台上逐根检测700余根超深高温高压气井油管，也曾钻进充满油泥的压力容器进行内涂层检测施工。
许多科技工作者忍受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奋战在科研一线。
青海冷湖地区荒芜干旱、渺无人烟，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这里将建起中国首个中微子望远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负责冷湖地区光学天文台地址勘选任务。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邓李才说：“好的天文台选址往往条件恶劣，比如高海拔、干旱少雨、人迹罕至。”冷湖地区光学天文台选址在无人的荒山中，海拔4200米，没有道路，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研究者只能徒步到达目标点。“这对职业登山者都是挑战，而我们还要背着设备和给养。‘用脚丈量’是我们完成科学任务的基本功。”邓李才说。
周琦也有这样的经历。
“无论寒暑，做项目八九个月窝在山坳里是常有的事，扛着设备和样品满山跑。有时一天下来，肩上和后背的皮肤都被晒破了。”周琦说。
彼时，周琦只有19岁，因为年轻，他忽视了高强度工作带给身体的影响。一次体检时，他被告知右肺上有一个直径3厘米的阴影，可能是个错构瘤。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医生也无法判断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开刀是唯一的办法。
手术很成功，只是医生告诫他不能再过度劳累。“可我们这一行，哪有不干体力活儿的。有时扛着仪器，在深山老林里一住就是大半年。”周琦笑着说。
当被问及高强度工作是否对术后身体有影响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前几年对身体有影响，好在年轻，恢复得快！”
“把科学精神传下去”
让中国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就要从人才培养上着手。
退休后的潘厚任将精力放在了科普上，从1997年至今，他已经做了1200场演讲。潘厚任投身科普是源于自身经历。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说，小学里很多事现在都已记不清了，但有件事却记忆犹新。
潘厚任读小学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参观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面有台钢丝录音机，大家说句话、唱句歌，声音能回放出来，这让潘厚任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潘厚任认为，孩子们对科学很有兴趣，而社会给他们的科学“粮食”相对较少。上世纪90年代末，潘厚任到北京延庆区的一所乡村学校讲课。课讲完后，小学生们围着他提问了2个多小时。潘厚任说，每次演讲后，只要老师不阻止，总有不少学生拥上来提问题，有的甚至追到报告厅外。
科普是面向大众的教学，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薪火相传同样重要。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温广瑞擅长为大型机组“问诊”，他研发的技术为用户节约维修维护费近亿元。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温广瑞的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屈梁生。
“屈老师始终站在生产第一线，发现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再提炼理论。”温广瑞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温广瑞说，从1998年攻读硕士至今，20多年的科研工作，都是在屈梁生院士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在他看来，所有的科研，不管是做理论研究，还是做工程项目、解决企业实际问题，都离不开踏实的科学精神。
#p#分页标题#e#如今，温广瑞也已经成为教授，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对待自己的学生，他总是尽心尽力。温广瑞每周都要与研究生开一次例会，即使是在英国访学期间，他也坚持进行视频例会。“我要把科学精神传下去。”温广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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