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吃亏论”：换了“马甲”的江湖叙事

　　◎ “美国吃亏论”并非新的货色。撩起“马甲”就会发现，它不过是十余年前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时风靡一时的“全球经济失衡”概念的又一版本而已。较之“全球经济失衡”概念，“美国吃亏论”少了几分书卷气，多了几分商业江湖的野性

　　◎ 美国不仅从长期贸易逆差中在实物层面获得巨大好处，还利用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将其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体系彼此关联、相互支撑，并据以形成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从中获得独一无二的超额利益

　　早在几年前的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就有人就中美之间巨额贸易逆差发难，以“美国吃亏论”为号召，声称美国每年都要“输给中国5000亿美元”“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等等。时至今日，在美国当局的基本国策和国际经济战略中，“美国吃亏论”更成为决策基石之一。

　　就本质而论，“美国吃亏论”并非新的货色。撩起“马甲”就会发现，它不过是十余年前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时风靡一时的“全球经济失衡”概念的又一版本而已。彼时，面对汹汹而至的金融风暴，美国政客们惊慌失措，苦心孤诣生造出一个新概念，用以掩盖其发展战略的失误。因为将危机归诸失衡、将失衡描述为“全球”的，他们便得以轻松地将责任推卸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头上。可以说，“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乃至“中国崩溃论”云云，都是从这个概念中获得相应理论支持的。当然，较之“全球经济失衡”概念，“美国吃亏论”少了几分书卷气，多了几分商业江湖的野性。

　　将美国出现贸易赤字视为美国“吃亏”，本身就是弥天大谎。

　　首先，国际经济学(大多由美国经济学家编撰)告诉我们：一国出现贸易逆差，意味着该国国民超出本国的生产能力，享受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由于享受了质量高、价格便宜的产品和劳务，该国国民的福利得到显著增进。

　　其次，贸易赤字偶一为之，固然可以增进国民福祉，但若使之长期化，则对经济发展不利，因为该国最终必须实实在在地拿出本国的真金白银去平衡它。然而，此处所说的副作用，对美国并不适用，因为，美国用以交换别国财富的，只是其中央银行的纸质凭证，甚至用美国经济学家L。兰德尔·雷的说法，只是“在计算机上多敲了几下键盘”，充其量只是在账本上增加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债务。

　　再次，债务如果积累，对一国长期发展不利，因为债务国最终仍须拿出真金白银予以归还，而且还要带上孳息，这些都是对本国财富的扣除。然而，这一弊端再次不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国仍然可以用其央行的钞票或在其央行的计算机上“多敲几下”，去平衡其几达天文数字的对外债务。

　　以上种种，恰如L。兰德尔·雷在当下风靡美国的《现代货币理论》中直率指出的：“整个世界被美国耍了两次：一次是美国用美元过度进口，另一次是美国用美元支付债务利息。”“美国向外国人支付的利息率和利润率极低，却因为持有国外投资的债权获得高额的利息和利润。”

　　显然，要揭示“美国吃亏论”谬论，我们不仅要列举美国从长期贸易逆差中在实物层面获得的巨大好处，还要分析其货币金融体系对其实物层面的国民经济运行给予的支持，更要条分缕析揭示该国利用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将其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体系彼此关联、相互支撑，并据以形成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从中获得独一无二的超额利益。

　　观察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的脉络，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居于全球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顺差一方，不断变化的角色包括德国和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先是亚洲“四小龙”，继而亚洲“四小虎”，然后才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渐次加入了该行列。因此，如果说全球失衡是“美国吃亏”的根源，那么，最重要的根源就在美国那里。“美国吃亏论”，是一个无知且隔断历史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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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并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且调整失衡的过程也一直进行。在纷繁复杂的调整机制中，改变汇率制度及调整汇率水平，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有学者以“武器”名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汇率作为“中心国家”对付他国之武器的事实，常常被一些装扮为公理的精致理论巧妙包裹着。这些理论被那些中心国家高擎着，作为国际“公器”来号令天下，并据以对他国的国内政策评头论足，甚至胁迫后者对其国内政策进行调整。其演进的完整逻辑链条是：全球失衡引发经济冲突，经济冲突需要政策协调，协调过程受制于美元霸权，汇率是实现美元霸权的关键武器。因此，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防止贸易战演变成为以汇率战为中心的金融战。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将继续使用汇率武器来实现“美国优先”，这将迫使欧洲、日本和中国起而迎战，锤炼自身的“货币国策”。为安全计，我们必须尽快形成自己的“货币国策”。一方面，弱化可能到来的外部货币金融冲击；另一方面，管控好国内的金融风险，进而稳定国内经济。这显然就对国内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也更为紧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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